展览回顾 | 新文化的曙光——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（上）

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，也是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的奠定时期。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展开、五四运动的爆发与传播，无一不以北京大学为焦点，可谓开一时代之风气。

在激荡的时代风潮中，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，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、变革和复兴局面。在波澜壮阔的画卷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合作、对话以及冲突、融通的复杂关系。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，合力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转型。

去年，五四百年之际，文研院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、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协同举办了“新文化的曙光——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”专题展览，回顾1917至1925年北京大学在学术与文化方面种种努力与进展，展示本校百年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，并向那个时代意气奋发地建设新北大的师生们致敬。今天又逢五四，我们特此推出展览回顾，以飨读者。
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，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，惩办亲日派官僚。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。

一、 文化之激荡

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，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北大进入了确立自身精神与制度的关键时期。蔡元培召集了一批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关怀的新文化精英，在“兼容并包”的氛围中，他们与本校既有传统互相激荡，努力造就一个“和而不同”的学术与文化社群。此一时期，北京大学的制度建设也进入了正轨。各位同仁以西方综合性文理大学为榜样，健全各项学术制度，将北大改造为现代的研究型大学。

蔡元培（1868-1940），浙江绍兴人，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、民主主义革命家。他出生于商人家庭，成长于人文之乡，因“年少通经，文极古藻”（翁同龢语）而科场得意。然而，翰林的头衔挡不住蔡元培维新的志向。在不惑之年，蔡元培自费留学德国，浸润于世界一流学府四年之久。一位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传统士人，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界领袖。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革新北大，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。

1916年12月26日，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。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。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，以学术研究为宗旨，实行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，使北京大学成为以学术自由著称的著名学府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、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。

1918年，北京大学红楼建成于汉花园，西洋风格的主体红色建筑，与周边传统建筑群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汇聚于此，用世界眼光，引领新时代潮流，开一代风气，进而影响、改变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。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她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历史的见证者。

模型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监制

蔡元培认为聘请“积学而热心”之士到北大任教是办好北大的关键，不拘一格选聘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高一涵、王星拱等革新派人物和刘师培、辜鸿铭、黄侃等旧派人物。

油画《兼容并包》

沈嘉蔚作。又名《宽容》，也作《北大钟声》，是一幅描绘五四时期代表性知识分子群像的作品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，采取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和主张旧学的人物同时讲学，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。画面上的16位学人，从左至右依次是：刘师培、黄侃、沈尹默、陈独秀、胡适、朱希祖、辜鸿铭、马叙伦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马裕藻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梁漱溟、刘半农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蔡元培为北大设计的校旗并写有说明文字，北大二字的校标为鲁迅设计。

先生日常性情温和，如冬日之可爱，无疾言厉色。处事接物，恬淡从容。但一遇大事，则刚强之性立见，发言作文，不肯苟同。故先生之中庸，是白刃可蹈之中庸，而非无举刺之中庸。

——蒋梦麟《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》

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北京大学开始推动国际学术交流，大批东西方知名学者来北大访问与讲学，体现出北大广泛吸收中西思想的眼界与襟怀，也反映出学校影响力的提升。北京大学授予前来讲学的杜威、芮恩施、班乐卫、儒班等外籍学者名誉博士学位。

1919年杜威博士与北大同人合影

前排右一杜威、后排左一胡适、左二蒋梦麟

1920年8月北大授予法国学者班乐卫和儒班名誉博士学位时的合影

1920-1921年，伯特兰·罗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在北京大学讲学，发表了包括“哲学问题”“社会结构学”在内的五大专题系列讲座。罗素回忆称，北大师生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，“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，准备为祖国做出无限的牺牲。周围的气氛氤氲着大觉醒的希望。”

胡适与山格夫人、张竞生合影

1922年4月，胡适邀请美国计划生育创导者山格夫人（Margaret Sanger）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讲演。图为胡适（左）与山格夫人（中）、张竞生合影。

杜里舒讲座入场券

继杜威、罗素来华讲学后，1922至1923年，德国生物学家、哲学家杜里舒（Hans Driesch）来华讲学。张君劢为其翻译。图为1923年2月，杜里舒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作“近代心理学问题”讲演时的入场券。

1924年5月10日，胡适与泰戈尔等人在钢和泰在京寓所的合影。左一恩厚知、左二胡适、左三泰戈尔、右一伽罗、右二钢和泰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蔡元培校长将其教育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大学制度建设中。1917年，他提出学制改革案，主张大学以文理科为中心。在大学改制过程中，基于教授治校的理念，北京大学设立评议会、行政会议、教务会议、总务处四部。评议会作为大学最高立法机构，以教授为决策主体。1918年，由胡适提议，北京大学各学门组织教授会。

国立北京大学组织系统图表

蔡元培认为，学校管理体制是办学的保障。蔡元培基于“教授治校”的理念，将北大内部组织分为四部：（一）评议会，司立法；（二）行政会议，司行政；（三）教务会议，司学术；（四）总务处，司事务。为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，行政会议下设组织委员会、聘任委员会、庶务委员会等。图为教育部审批通过的《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》中国立北京大学组织系统图表。

二、风气之转移

北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。北大自身的发展也与该运动密不可分。以《新青年》群体为代表的北大师生，以德、赛两先生为宗旨，创新文化，改造社会，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，也促成了北大的自我更新。

历次文化论争促进了对传统与西方的深入检视与重估。马克思主义经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传播，影响逐渐扩大。多种社会实践开拓了宽广的生活与研究领域。不同取向与风貌的学人互相切磋砥砺。新学术社群在这种激荡而多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。

2.1 活的文学，人的文学

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成果是白话文的推广。北大《新青年》群体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。语体形式的更新助力了思想的革命。通过《新青年》等代表性白话杂志、报刊，新思潮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。

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：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“活的文学”，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“人的文学”。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，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。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。……中国文学革命将来的最后胜利，还得靠今后的无数作业，在那点历史的基础之上，在这二十年来的新辟的园地之上，努力建筑起无数的伟大高楼大厦来。

——胡适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

1917年初，陈独秀受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，《新青年》杂志迁至北京出版。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参加编辑工作，在北大迅速形成了一个以《新青年》编者为核心的革命营垒，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。

陈独秀《敬告青年》

1915年9月，陈独秀在《青年杂志》创刊号上发表《敬告青年》。“青年”在五四时期不仅指自然的生理阶段，而也有其内在的价值属性。用陈独秀的定义，“新青年”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，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，实利的而非虚文的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原文载于《青年杂志》创刊号。

《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》

1917年5月，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，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。1918年1月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1号起实行改版，开始使用新式标点，并尝试改良行款。从1919年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号开始，新式标点和行款得到了划一的使用。图为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号发表的《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》。

一出“双簧戏”

1918年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3号刊出王敬轩致《新青年》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刘半农的答复。从信上看，王敬轩是一个守旧的三家村学究，对《新青年》上的言论主张颇多不满。事实上，这封“王敬轩来信”出自钱玄同之手。参演双簧的钱玄同、刘半农都是新文化阵营的台柱子，这出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。

关于文学革命，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与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是两大纲领性文件。胡适从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出发，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，而且认为后一时代胜于前一时代。就言文合一的大趋势而言，白话文学当为中国文学之正宗。作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的主编，陈独秀作《文学革命论》呼应胡适的主张，旗帜鲜明地呼吁文学界的豪杰之士与“十八妖魔”宣战。文学革命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不俗的创作实绩。

· 胡适《尝试集》

胡适《尝试集》初版

胡适《尝试集》删改本

鲁迅致胡适关于《尝试集》删改意见

鲁迅代笔的周作人致胡适关于删改尝试集的信

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

胡适《尝试集》、《白话文学史（上卷）》

周作人《谈龙集》、《谈虎集》

2.2、“道德这事，必须普遍” 

《新青年》作为主要的舆论阵地，猛烈地抨击旧道德、旧礼教、旧伦理，认为只有从旧社会和旧文明中摆脱出来才能创造新文明、新社会。《新青年》极力鼓吹妇女解放，竭力提倡男女平等、男女同校、婚姻自主等新观念。

鲁  迅（1881-1936），浙江绍兴人。1918年加入了《新青年》编辑行列，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等呼应了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想立场的白话小说，引起强烈反响。鲁迅在《我之节烈观》 一文中写道：“道德这事，必须普遍，人人应做，人人能行，又于自他两利，才有存在的价值。”

鲁迅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回顾成为《新青年》作者之因缘,他说：“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”

在新文化运动期间，邓春兰(1898-1982) 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。1919年5月19日致信蔡元培校长，呼吁男女平等。北京大学于1920年起招收女学生入学，邓春兰便是其中之一，被分在哲学系学习。（图为邓春兰《我们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》，原文载于《少年中国》第1卷第4期）

蔡元培就开女禁一事复谢楚桢函

1919年12月9日，谢楚桢致函蔡元培校长请求北大开放女禁，蔡校长随即复函说到“大学规程并没有规定女子不能进校”。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

三位女学生合影

1920年2月，北京大学接收查晓园、奚浈、王兰（从左至右）三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。暑假后，北大冲破阻力，正式录取了9名本科女生，从此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。

我以为我尚在青年，总当求些高深学问，才有做人的工具。所以，去年北京女高师由各省招生的时候，我虽然因父亲避职务上徇私的嫌疑，未许我入选官费生，我还是要求他用私费送我来京。我没有起程的时候，就上蔡孑民先生一封信要求他开女禁。

——邓春兰

克兰夫人奖励女生学额名单

1921年8月，美国前公使克兰先生的夫人捐赠北京大学4000美元，设立奖励女生学额。图为1923年9月，校方公布获奖的女生学额名单。

1936年4月，北京大学女同学会成立纪念合影

陈衡哲、任鸿隽订婚日与胡适合影

1920年8月22日摄于南京

陈衡哲（1890—1976），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。笔名莎菲（Sophia H.Z.Chen），祖籍湖南衡山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、作家、诗人、教授，其丈夫为北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。1920年，陈衡哲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讲授西洋史。陈衡哲著有《小雨点》、《西洋史》、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》等。她在《自传》中写道：“民国九年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要开放大学女禁，先打电报给我，叫我到北大去任教，以为招收女生的先驱。”

2.3“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之世界”
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之振奋。以北大为中心，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俄国，成为在中国研究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锋。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此异军突起、迅速传播。在参加中共“一大”的13名代表中，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就有5人。

李大钊（1889-1927），1917年11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，后兼政治学系、经济学系、史学系教授。李大钊是中国赞扬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人。他撰写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文章，预言“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之世界”。

李大钊主编的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。他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标志着李大钊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。

这（五四运动纪念日）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，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，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，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。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，细数从头，把“五四”运动的精神，牢牢记住，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，洗清民族的耻辱。

——李大钊

少年中国学会合影

五四运动时期，青年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。1918年6月，王光祈、李大钊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。图为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的合影。左起依次为：孟寿椿、邓中夏、周炳琳、张申府、陈愚生、康白情、袁同礼、李大钊、黄日葵、雷宝华。

1920年3月14日，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李大钊（从左至右）合影于北京西山。

图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“亢慕义斋”，“亢慕义”为德文“共产主义”（Kommunismus）的音译。

亢慕义斋图书馆章

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

1920年3月，在李大钊倡导下，邓中夏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黄日葵、罗章龙等人秘密发起成立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。图为1921年研究会会员的合影。前排左二范鸿劼，左五何孟雄，左六黄日葵，后排左六邓中夏。

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

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成立初期为秘密团体，直到1921年11月才公开活动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刊登“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”，宣称研究会“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”。

1918年秋，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，来到北京。经老师杨昌济介绍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。在红楼工作期间，他广泛结交北大新文化舞台上的知名人物，深受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人思想的影响。

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“新世界”游艺场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传单被捕，毛泽东在其主编的《湘江评论》上撰发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，盛赞陈独秀主编《新青年》，标揭民主与科学，实为“学界巨子”、“思想界的明星”。

青年毛泽东

1920年7月24日，

毛泽东寄给胡适的明信片

中央档案馆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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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胡甲鸣、曹全友